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。

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

学术长廊

您觉得网站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?
  •  页面设计
  •  访问速度
  •  网站内容
  •  还不错啦
首页 >> 学术长廊
转发:【宜宾名人】余泽鸿:投身革命 参加中央苏区的建立 领导川南游击纵队



参加中央苏区的建立

1930年夏,余泽鸿、吴静涛夫妇离开上海到达天津,余泽鸿担任党的北方局宣传部长。后又由天津去中央苏区,担任中共永丰县委书记,配合一方面军参与了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战斗。1931年,中共永(丰)吉(安)泰(和)特委成立,泽鸿任特委宣传部长。1932年春,泽鸿调任宁都中心县委书记。不久,又调任南(丰)广(昌)中心县委书记。

1932年10月,中央红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,打下了江西的黎川和福建的建宁、泰宁三县,将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,成立了建宁中心县委(辖建宁、黎川、泰宁),余泽鸿任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,吴静涛任宣传部长。余泽鸿在建黎泰地区工作期间,积极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,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。同年12月,召开了建宁县工农兵代表大会,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。紧接着又召开了区、乡、村工农兵代表大会,先后建立了10个区、72个乡、204个基点村的苏维埃政权,发展了党员280多人。建宁地区不到半年时间,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分得了土地。随着群众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,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和地方游击队,并在建黎泰地区建立了一支一千多人的独立师,有力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,为保卫和发展中央苏区,作出了贡献。1933年1月,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嘉奖。3月6月,《红色中华》以《建黎泰武装配合红军伟大胜利》为题,发表了专题报道,号召全苏区的地方武装向建黎泰地方武装学习。同年4月,余泽鸿被任命为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委员。

4月下旬,建宁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吴静涛、妇女部长刘志敏两位女同志,去瑞金参加中央局召开的扩红会议,返县途中,路经客坊镇,正遇溃藏于山上的一股残匪,下山行劫。吴静涛、刘志敏俩不顾自身安危,展开战斗,打死打伤匪徒多人。被匪徒围困的群众呼喊着“红军同志”,向四面八方奔跑。当匪徒们发现是两位女红军后,便集中火力向着她俩占据的山头冲来,在激烈战斗中,吴静涛不幸壮烈牺牲,刘志敏身负重伤。

吴静涛遇害的噩耗传到建宁时,余泽鸿正在中心县委召开的干部会上作报告,他虽感到异常悲痛,仍竭力压抑着沉痛的心情,继续传达中央文件和布置工作。当吴静涛烈士的遗体运回建宁时,他含着泪,亲自替吴静涛洗净身上的血迹,穿上红军军装入棺。4月29日,建宁地区的百姓为吴静涛烈士树立了墓碑,以志缅怀。

1931年1月,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,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。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,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“游击主义”、“保守主义”,并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,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、坚决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志,诬蔑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对党的路线怠工”和“两面派”,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。1933年初,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,随即发动了所谓反对“罗明路线”(福建省委代书记)斗争,实质上是进一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。

余泽鸿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,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,反对和抵制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。在所谓反对“罗明路线”的斗争中,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,拒绝在建宁地区贯彻关于反“罗明路线”的指示。5月17至19日,闽赣省委负责人亲自到建宁,主持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,指责“建宁中心县委成立后,在余泽鸿的领导下,执行了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”,给余泽鸿强加上“对建黎泰群众不信任”、“对革命发展的估计不足”、“对建黎泰苏区的巩固发展没有信心”、“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惊惶失措”等罪名,进行批判斗争。会上,因余泽鸿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,又被扣上“站在派别观念上,企图以派别斗争来抵制和阻止反罗明路线的斗争,来向党进攻”等帽子。之后,余泽鸿被撤销了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的职务。余泽鸿撤职后,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担任教员。在执教期间,并未因自己受到屈辱而动摇自己的主张,仍坚持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边,为红军培训骨干而积极工作。

由于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遭到失败,于1934年10月,被迫撤出苏区,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余泽鸿被编入干部团,担任政治科长和上干队政委,随中央红军踏上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。






领导川南游击纵队

1935年2月10日,中央红军到达扎西,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了《扎西会议》,决定抽调一批红军指战员,成立“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”,以利分散国民党的兵力,支援主力红军北上。余泽鸿被任命为中共川南特委(直属中央领导)委员兼宣传部长,及川南游击纵队(后改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)政治部主任。10余年来,余泽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受了千难万险,但对革命总是鞠躬尽瘁,坚贞不渝。现在党决定以少数兵力(仅300余人)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,牵制数10倍于己的敌人,任务是艰巨的,困难和危险是极大的,而余泽鸿置个人生死于外,欣然接受了党中央分配的任务,和特委书记、游击纵队政委徐策等领导一起,率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,肩负使命,转战于滇黔边区。

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其骁勇善战,军纪严明,关心百姓疾苦,尊重民族习俗,深得川滇黔边区广大贫苦人民的爱戴。国民党反动派把游击队视若洪水猛兽,三省大小军阀,地方土劣顽绅,竭尽其反共反人民之能事,纠集了百倍于游击队之兵力,处处修碉堡,把关守隘,妄图堵截围歼红军游击队。但是革命的洪流是阻挡不了的,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,就有很多穷苦人前来参军、协助护养伤病员、供给情报、支援弹药……,广大人民同游击队生死与共,呼吸相依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游击队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,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已深入人心,为川滇黔边区播下了革命火种。

1935年春,余泽鸿与李桂红同志(时任游击队司令部指导员,没收委员会主任),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,经徐策政委主持,两人结为夫妇,并肩战斗。

3月14日深夜,余泽鸿和红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转战到长宁县梅硐老家,这是余泽鸿阔别10余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。当余泽鸿的父亲、母亲、弟妹及亲友得知余泽鸿伴着他的战友回家乡时,全家人顿时沸腾了,老老小小忙着接待远方的亲人;战士们也有如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般,七手八脚帮着挑水做饭。是夜,余淑皋老人举家所有,杀猪宰羊,盛情款待了游击队的全体同志。

余泽鸿的老家当时处于敌占区,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,那是多么难得的一次骨肉相聚的机会啊!阔别10年相聚一夜,父、叔、弟、妹们千言万语也倾诉不尽10多年来对余泽鸿的思念之情;老母亲执着余泽鸿的手,望着刚刚回来但又即将离去的儿子,心情格外沉重。但为了接待远来的亲人,老人家忙得无法分身,待都吃罢饭了,这才有时间坐下来看看多年没有相见的儿子,她看啊看啊,总想把儿子的全身都看进心里去,——这就是母亲的幸福,母亲的享受啊!她多么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,那怕是再多一天,乃至一个时辰也好呀,可那竟然是母亲对儿子也不能要求的!是什么人夺去了作为母亲的这种应有的权利呢?老人家心里明白,那就是10多年来儿子所竭力反对的大官绅。母亲深知儿子所作作为是正义的,为了儿子的安全,又怎能让他冒险多留呢。她一边望着儿子,一边想着心事,慈祥的脸上渐渐呈现出片片愁云,泪水啊,象雨点般往下直淌……。母亲的眼泪象闪电似的透入了余泽鸿的心房,那是伟大的母爱啊,使余泽鸿仿佛又回到了幸福的童年。他强忍着眼泪,劝慰父母说:儿子是为劳苦大众的美好幸福的明天去奋斗的。

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当以革命事业为重,虽天伦之乐又何敢久留。于是,余泽鸿一面安慰着老人,一面鼓励大家坚定革命必胜为的信念,以早日建立苏维埃政权共勉。接着他根据社会情况及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,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和安排。余春凯、余章武在教育界串连进步师生,组织革命团体,开展反帝爱国斗争,援助红军游击队活动;余极之掌握控制梅硐乡地方武装,必要时公开加入游击队;余素伯负责为红军游击队搜集敌情和输送武器、物资;余承远、余世宜负责做好当地群众发动工作,并请求父亲余淑皋照顾好家庭老幼,最后,余泽鸿根据特委决定,把戴德昌(即邓凯)等同志留下,组成中共梅硐区委(直属特委领导),建立和领导地方武装并做好发动群众工作。

次日拂晓,余泽鸿率领部队离开了梅硐老家。

5月1日,红军游击队在叙永县坛厂落堡,召开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。徐策在会上作了报告,总结了对敌斗争成绩,布置了战斗任务。余泽鸿在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交特委批准的《川南工农劳苦群众斗争纲领》。由于《纲领》具体体现了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代表着边区各族贫苦人民的利益,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,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,发动了群众,使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很多贫苦青壮年积极前来参加红军游击队,各地农会、妇女会、红军之友社等组织相继成立。

川南特委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。余泽鸿作为川南人,熟悉民情,因而在统战和改造绿林武装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余泽鸿通过社会关系,争取教育了绿林头目徐联芳等人接受党的领导,遵守红军游击队纪律,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国民党反动派。徐联芳领导的绿林武装,在梅硐区委的领导下,率队打击了反动武装,捣毁了国民党乡保政权。

余泽鸿还积极向一些主张抗日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写信,揭露蒋介石出卖中华民族利益,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爱国抗日同胞的罪行;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,指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前途和出路;希望他们消除内战一致抗日。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。长宁县保安大队长袁虹桥,在党的政策感召下,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和暗地输送了一批武器、弹药。余泽鸿于8月12日,以川南特委名义给袁虹桥写了一封秘信,派余素伯送交袁虹桥手里。袁虹桥接此信后,很受感动,迫切希望会见川南特委领导人余泽鸿。不久,余泽鸿和刘干臣,在梅硐区委书记戴德昌及余素伯的陪同下,在梅硐秘密接见了袁虹桥,袁表示愿意全力支持红军川南游击纵队。余泽鸿还布置了如何打击江安县坚持反共的李品山保安大队的计划。

6月23日,余泽鸿派侦察员到梅硐同戴德昌、余素伯、余极之联系,指示梅硐区委做好配合红军游击队主力攻打红硐场(梅硐乡)的准备。6月25日,红军游击队主力,在戴德昌、余素伯、余极之等人的配合下,分两路兵力进攻,一支攻打梅硐乡公所,占领了碉堡,控制制高点;一支直插川全丰,击溃了国民党李云武保安队。共缴获了敌人步枪120多支,手榴弹100多枝,子弹4000多发。接着又乘胜向西挺进,攻打观音堂(富兴乡)乡公所,又缴获敌人步枪30多支,子弹1000余发。红军游击队打下红硐场、观音堂两个场后,把官僚地主的粮食、盐巴、布匹等物资分给劳苦群众,并召开群众大会,号召群众组织起来,打土豪分田地。同时根据劳苦大众的要求,在观音堂处决了为非作歹、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余三肥猪,劳动人民无不拍手称快,个个赞扬红军为民除了一大害。

6月27日,余泽鸿听取了梅硐区委戴德昌有关发动群众和组织武装的汇报,同意建立梅硐游击支队,由戴德昌兼任政委,余仲康任支队长,余素伯任参谋。并将缴获的武器弹药,留部分给梅硐游击队。梅硐游击队正式成立后,活跃在长宁、兴文、珙县交界的梅硐、黄金、富兴和周家沟一带,有力地支持配合红军游击队主力的斗争。在斗争中,戴德昌发展了余素伯、王二娘、王树山、胡治国等10名党员,壮大了党的组织。

7月下旬,徐策在云南长官司战斗中负重伤,不幸壮烈牺牲后,余泽鸿接任特委书记和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,他和刘干臣等领导,率领游击队指战员,在哀悼徐策、张宏光等战友的同时,认真总结了长官司战斗的经验教训,鼓舞全体指战员为党的事业、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奋勇杀敌。

8月28日,余泽鸿率领红军游击队主力,攻克了筠连县城,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和物资,吓得伪县长罗崇礼化妆逃跑。红军游击队进城后,打开监狱,释放了被禁的群众,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,将缴获的物资分给劳动人民,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影响。川南守敌大为震惊,叙府保安司令冷熏南立即派部队配合其他川军追击。余泽鸿率队转战长宁,于9月8日,攻下长宁县重镇安宁桥,消灭了一个地方民团,直接威胁江安县城。随即又攻打了江安县的红桥镇。转入叙永途中,中大州驿击溃一个民团,打下了护国镇、打鼓场、水尾、天池等场镇。

9月,红军游击纵队发展到将近2000人,在川滇黔边区不断袭击敌人,声势大振。10月,蒋介石在四川召集顾祝同、陈诚、薛岳、刘湘开会,决定集中主力作“彻底消灭”红军的部署,调集大批兵力,对红军游击纵队实行三省“会剿”。四川军阀刘湘曾派主力部队前往叙永、兴文、长宁、珙县等县配合当地保安部队进剿,并加强川南各县“联防”组织,实行保甲连座。云南军阀龙云和贵州军阀王家烈,又聚集大批敌军在川滇黔边境阻截,并强迫群众修筑碉堡。11月,红军游击纵队处于国民党10多万兵力的“围剿”中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很大,游击纵队伤亡严重,兵力得不到补充,武器弹药得不到供给,余泽鸿和刘干臣率领部队,突破敌人严密封锁,转入长宁梅硐,准备休整和补充。12月上旬,余泽鸿在梅硐贾家湾李家贤家,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。会议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游击队集中一起活动易暴露目标,决定将现有队伍化整为零,分散活动。一支由余泽鸿、刘干臣率领在珙(县)、长(宁)、兴(文)、江(安)等县活动;另一支由龙厚生、黄祜昌率领转移在川滇山区活动。

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,悬赏捉拿余泽鸿和李桂红、阚世英两位女红军,并大肆残酷迫害革命人民,到处抓捕枪杀游击队员和家属。余泽鸿的家庭,先后被敌人查抄6次,遭受敌人严刑拷打迫害致死者3人。他父亲余淑皋,叔父余春凯,弟弟余极之、余章武、余承运、余世宜等先后被拘捕,其中余淑皋、余春凯、余极之、余章武四人,被叙府保安司令冷熏南派兵押解宜宾,关进监狱,亲自审问。余泽鸿面对敌人大规模的“围剿”和对游击队员家属的残酷迫害,满怀强烈的憎恨,坚定地领导游击队,誓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。他向战友们说:“蒋介石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红军游击队,残酷镇压游击队员和家属,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恨。我们干革命,就不怕牺牲一切,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们,是抓不完杀不尽的。要坚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,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军队,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,解放穷苦人民,革命一定会胜利。”

龙厚生、黄祜昌带领的游击队从梅硐出发,进入兴文县境后,遭到敌人的袭击,部队被打垮,黄祜昌被捕。因叛徒告密,敌人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计划,一面继续迫害余泽鸿的家属,搜查两位女红军,一面集中兵力围追余泽鸿率领的部队。15日,游击队在江安县碗厂坡,被敌川军及江安县李品山保安大队包围。余泽鸿在这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,不幸壮烈牺牲。余泽鸿牺牲后,国民党反动派将他的遗体抬到江安县城“示众”,扬言红军游击纵队已全部“歼灭”,妄图吓唬革命人民,扑灭革命火焰。但是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,红军游击队在川南特委领导下,在边区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下,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……

余泽鸿牺牲前,李桂红即将分娩,特委决定派阚世英同志伴随李桂红到余泽鸿家,在亲属及王二娘的竭力掩护下,安全地生下孩子。三天后,李桂红将孩子委托给胡治国(当地人),便同阚世英回到部队。李桂红回队后,余泽鸿已牺牲,她满怀悲愤,更顽强、更坚定地和战友们在一起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奋斗。

全国解放后,中共长宁县委、长宁县人民政府,为了纪念余泽鸿光辉的一生,将他的忠骨迁葬于长宁县烈士陵园,树立了墓碑,修建了烈士纪念馆,展出了他的革命事迹。同时,将余泽鸿老家所在的村命名为泽鸿村。当年余泽鸿率领红军游击队战斗过的长宁县重镇安宁桥(即现长宁县城)的一所小学命名为“泽鸿小学”,以志缅怀。(完)